王风: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其与易学之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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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大学章句序》和《中庸章句序》是朱熹四书学的代表作,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之一,是将伏羲、神农和黄帝引入道统,置于尧舜之上,并将道统心传之原上溯至太极。在儒家经典中,羲、农、黄三位圣王见于《周易•系辞传》,而太极范畴亦出于《系辞传》,故朱子的新道统说乃是根植于易学的。朱熹在其四书学代表作品中推举伏羲,又将太极观念作为道统之原,说明其四书之学乃是以易学为土辦法 的。朱子学中《易》与四书的或多或少关系,说明朱熹这么 将五经的权威地位移除,也这么 将四书置于五经之上。朱熹一生常常论及五经与四书之关系,仔细考察相关文章和语句,可知他在为学次第上把四书置于五经随后 ,而在价值判断上则把五经置于四书之上,从未试图贬低五经的权威性。

  一、易学思想之跃进与两《序》之写作

  朱熹晚年改定了《大学章句序》和《中庸章句序》,这两篇四书学重要作品之完成,是以其易学思想之重大飞跃为背景的。具体说来,在改定两《序》随后 数年,朱熹的易学思想完成了从“《易》本卜筮之书”到“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”的跃进,这次思想飞跃促成了两《序》的修定。

  朱熹在四十六岁(淳熙二年,1175)前后提出了“《易》本卜筮之书”说,主张用占学土辦法 解读《周易》。所谓占学土辦法 ,是认为《周易》每卦每爻各为太极,所含无穷义理,主张将《周易》卦爻辞看作四种 暗喻,读者应根据不同情境,给予不同解说。朱熹用此土辦法 解注《周易》,用这么 两年的时间草成《易传》。否则,用占学土辦法 解注《周易》,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,即“《易》所含象”而“象已失传”之两难困境。在《易传》草成随后 的数年间,朱熹无缘无故苦闷于找这么 要花费的土辦法 突破此两难困境,于是邵雍之学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,盖邵雍之学追问易象之所自来,提出所谓先天之学。

  朱熹在五十岁左右曾印刻邵雍之书,表明他在或多或少时期不怎么关注了邵雍之先天学。[1]邵雍自称其先天学为伏羲学,朱熹接受了或多或少说法,并在研究先天学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“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”的思想。《朱熹集》卷四十五《答虞士朋》第一书曰:

  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”者,一理之判,始生一奇一偶,而一画者二也。“两仪生四象”者,两仪之上,各生一奇一偶,而为二画者四也。“四象生八卦”者,四象之上,各生一奇一偶,而为三画者八也。爻未必有奇有偶,卦未必三画而成者,以此而已。是皆自然流出,不假安排。圣人又已分明说破,亦不待更著言语,别立议论而后明也。此乃易学纲领,开卷第一义,然古今未有识之者。至康节先生,始传先天之学而得其说,且以此为伏羲氏之《易》也。(《朱熹集》,第2137页)

  这封信写于淳熙十二年(1185)即朱熹五十五岁前后,[2]信中评价伏羲先天学为“易学纲领”、“开卷第一义”,表明朱熹易学思想所处了一次重要飞跃,即从“《易》本卜筮之书”跨跃至“先天学为易学纲领”。此后,朱熹找到了解《易》的新进路,从后天象的研究转向了伏羲先天学之研究。

  谈到朱熹五十五岁前后易学思想的此次跃进,有两事值得一提。第一事,他和袁枢讨论《易学启蒙》之《先天图》时,作过一首诗:“忽然夜半一声雷,万户千门次第开。若识无心涵有象,许君亲见伏羲来。”(《朱熹集》卷三十八,第1686页)所谓“无心涵有象”,是说伏羲画卦,就是据其所见所想者随手画出,当时不用说存想到极多极深的道理,而所画之两仪、四象、八卦,却已蕴涵无穷的天地自然之理,后世文王之《易》、周公之《易》、孔子之《易》,乃至王弼、程颐之《易》,都会发挥伏羲所画之卦的内蕴。该说将自古以来的所有易学看作是天理的渐次呈现,否则天理之无穷无尽的内蕴,亦必将在后世不断开显乃至无穷。在朱熹看来,这无穷无尽的天理,从前就具备于人心之中,只要“玩之久熟,浃洽于心”,则天地变化之神、阴阳消长之妙将“瞭于心目之间”,而其可惊可喜,可笑可乐,“必有不自知其或多或少然而然者矣。”(同上)而伏羲之伟大,就在于他挑开了人文机关,打开了人类认识天理的大门。第二事,朱熹曾塑伏羲像,欲奉之于武夷精舍。《朱熹别集》卷六《答黄商伯》云:“所问《先天图》曲折甚善……近塑得伏羲象,欲奉之武夷精舍,恨贤者这么 一来观之耳。”朱熹一方面提出“无心涵有象”说,指认伏羲先天学所含着无穷无尽的天理;另方面塑造伏羲像,欲供奉于武夷精舍,以便率弟子时时参拜之;这从前举动,显示出他已有把伏羲奉为儒家始祖之意。就是在此种情境下,他改定了《大学章句序》和《中庸章句序》。

  二、从新道统说看易学在朱熹理学中的地位

  朱熹首次为《大学章句》和《中庸章句》作序是在淳熙四年(1177),十余年后,又对两《章句》作了全面修订,并于淳熙十六年(1189)改定了两书之《序》。[3]当时,他曾写信给詹体仁说:“《中庸序》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,添入一段甚详。”(《朱熹集》卷二十七,第1163页)说明当时对两《序》的修改,主要体现在道统说方面。朱熹在两《序》中“推本尧舜传授来历”,当包括两方面内容,即一方面选者道统圣王之排列,由尧、舜上溯至伏羲,另方面选者历代圣王递相传授的内容,由“十六字诀”、“四字诀”上溯至伏羲学。先来看第从前方面,修改后的《中庸章句序》云:

  《中庸》何为而作也?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。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,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。(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4页)

  《大学章句序》有云:

  此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或多或少继天立极,而司徒之职、典乐之官所由设也。(同上,第1页)

  《大学章句序》写定于淳熙十六年二月,《中庸章句序》写定于该年三月,二篇乃一时之作。《中庸章句序》之“上古圣神”显即《大学章句序》之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。两《序》把道统向上追溯至伏羲,是对道统说的重要发展。

  道统说由孟子最早提出,孟子首倡的大道传授之序为尧、舜、禹、皋陶、汤、伊尹、莱朱、文王、太公望、散宜生、孔子,其中以尧为最古。然而,纵览五经,尧并都会最古远的圣王,《周易•系辞下传》云:

 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,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……包牺氏没,神农氏作,斲木为耜,揉木为耒,耒耨之利,以教天下……神农氏没,黄帝、尧、舜氏作……(《十三经注疏》,卷八,第74页)

  根据此说,在尧随后 尚有羲、农、黄三位圣王,分别肇始渔猎、农耕等原始文化。孟子的道统说结束了尧而不结束了伏羲,将会将会当时《周易》在儒门中的地位比较低,影响比较小。就是排除其它将会性,类似于《系辞》上下传成书将会较晚,孟子未及见到。

  孟子随后 的三百年间,《周易》在儒门的地位飞快上升,于是《系辞传》之羲、农、黄结束了受到关注。两汉之交,古文经学大师刘歆作《世经》,追溯古代帝王世次,即明确以伏羲为首,其说曰:“《易》曰‘炮牺氏之王天下也’,言炮牺继天而王,为百王先。”(说载《汉书•律历志》,见《汉书》第1011页)并开列出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武王之圣王谱系。刘歆以伏羲氏为百王先,与他推崇《周易》的经学思想是一致的。《汉书•艺文志•六艺略》取自刘歆《七略》,其中将六经之序定为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,云:“六艺之文,《乐》以和神,仁之表也;《诗》以正言,义之用也;《礼》以明体,明者著见,故无训也;《书》以广听,知之术也;《春秋》以断事,信之符也。五者,盖五常之道,相须而备,而《易》为之原……与天地为终始也。至于五学,世有变改,犹五行之更用事焉。”(《汉书》,第1723页)在刘歆那里,《易》在经典系统中之六经之首、五经之原的地位,与伏羲氏在帝王谱系中之“百王先”的地位显得十分协洽。

  东汉以降,《易》为五经之首、伏羲氏为百王之先已成多数学者之共识,而韩愈、程颐等人所述的道统说,仍延袭孟子的结束了尧、舜的旧说,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四种 瑕疵。朱熹修订道统说,把伏羲列为首位,使道统说前五位圣神及其次序,与《周易》所述详细一致,表明道统说所土辦法 的经典系统,已由孟子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转为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,从而使道统说与东汉以来儒家经典系统相协洽。

  朱熹之新道说还有其他人 面的贡献,即追溯道统递相传授内容,由“十六字诀”溯至“四字诀”,由“四字诀”溯至伏羲学。《中庸章句序》云:

 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,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。其见于经,则“允执厥中”者,尧未必授舜也;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者,舜未必授禹也。尧之一言,至矣,尽矣!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,则或多或少明夫尧之一言,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。(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4页)

  序文认为,古来圣贤前后递相传授之内容,经历了由伏羲学到尧传舜之“允执厥中”,再到舜传禹之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的由微至显的过程。其中伏羲学属于无文字阶段,“四字诀”和“十六字诀”属于有文字阶段。绍熙五年(1194)十二月,朱熹筑成沧洲精舍,率诸生行释菜之礼,祝文曰:“恭惟道统,远自羲轩。集厥大成,允属元圣……周程授受,万理一原。”(《朱熹集》卷八十六,第4446页,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》)察祝文之意,前圣后圣之心传虽各有面目,却是“万理一原”的,自伏羲、黄帝挑开人文机关,历代圣贤其他人 开显“万理一原”之内蕴,到孔子得以集厥大成,周子程子遥继孔子,又使道统不坠。随后 ,朱熹大弟子陈淳铺陈朱熹之意云:“粤自羲皇作《易》,首辟浑沦,神农、黄帝相与继天立极,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更相授受,中天地为三纲五常之主。皋陶、伊、傅、周、召又相与辅相,跻天下文明之治。孔子不得行道之位,乃集群圣之法作六经,为万世师。”(《北溪大全集》卷十五,《师友渊源》)直截揭出“羲皇作《易》”为道统传授之始。在朱熹师弟的观念中,后世儒家经典,无都会“万理一原”之渐次展开,而伏羲氏首辟浑沦,画卦作《易》,乃是“万理一原”之曙光初露。在此种观念下,儒家之详细经典,都可追原于易学中之伏羲学。

  三、朱熹关于五经、四书之先后、上下次序的论说

  朱熹分发和研究的儒家经典当包括三次要,即五经,四书,以及北宋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、张载等诸子著作。关于那先 经典之间的关系,朱熹曾有论述,一曰:

  四子,六经之阶梯。《近思录》,四子之阶梯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○五,第2629页)

  文中“四子”即四书,“六经”即五经,《近思录》即北宋诸子之说。全句意思是说,四书的地位高于北宋诸子著作,五经的地位又高于四书,学者治学,应当由《近思录》上升到四子,再由四子上升到五经。二曰:

  上古之书莫尊于《易》,中古后书莫大于《春秋》。(同上,第1659页)

  文中“上古”指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世,“中古”指文王、周公之世,“中古后”指孔子以降。[4]全句意思是说,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诸书以《易》为尊,其后之书以《春秋》为大。今以下表,表示朱熹的经典系统:

  经典 作者或编者

  《易》 ︱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

  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 ︱周公、孔子等

  《春秋》 ︱孔子

  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︱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等

  北宋诸子著作 ︱周子、张子、二程等

  由这张表清楚地看得人,经典之次与道统圣贤之次相吻合,从而构成一充足逻辑性的系统。在或多或少系统中,太极是最终根据,伏羲是最早圣王,《周易》是最高经典。

  有学者认为朱熹有意把四书置于五经之上,那先 学者尝征引朱熹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》中的语句:“河南程夫子之教人,必先使之用力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言,否则及乎六经。盖其难易、远近、大小之序,固这么 而不可乱也。”作为论据,随便说说,这段话恰好是朱熹推崇六经的证据。亲戚亲戚朋友来看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》全文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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